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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中文网 www.liujiuzw.com,易中天中华史:南朝,北朝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!

 而且,他们也早就越过长城了。

    罗马却没有长城,只有大道。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,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。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,也可以新建,哪怕付出代价。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,文明只有一种形态,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,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,哪怕重新整合。

    否则,就只有毁灭。

    四百年动荡分裂之后还得重归一统,重新统一后建设的也只能是中华文明,原因大约在此。

    问题仅仅在于谁来统一。

    历史选择了鲜卑拓跋部。

    这似乎没有道理。因为鲜卑在五胡当中是文化最落后的,拓跋在鲜卑各部中又最落后。但,战国七雄中,秦国不是相对逊色吗?西方国家中,美国不是崛起最晚吗?看来文化落后并不要紧,关键在善于学习并勇于创新。

    何况先进有先进的问题,正如大有大的难处。事实上罗马和东汉终于灭亡,就因为这两种文明都已经由成熟而至于烂熟,走到了发展的尽头。这个时候,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革故鼎新,只能借助外力来再造辉煌。遗憾的是,日耳曼人没能给罗马输血,他们把它肢解了。[24]

    之后,便有了欧洲五彩斑斓的版图。

    鲜卑人却进退两难。

    表面上看,他们可选的道路很多。上策是称霸中原荡平天下建立统一大帝国,中策是割据一方安营扎寨保住小政权,实在不行则退回漠北,像其他那些游牧民族一样继续充当劫匪,寇略中原,满载而归,来去匆匆。

    但,进入内地定都平城变成农业民族以后,第三条道路在事实上已无可能。像鲜卑同胞慕容部的前燕等等那样昙花一现,则等于坐以待毙。置于死地而后生,已无退路的鲜卑拓跋部只能朝着成为中华帝国的目标挺进。

    问题是,作为少数民族和后起之秀,北魏即便能够实现统一,也无法将中国鲜卑化。这不可能,也不应该。他们唯一能做的,是先改变自己,再改变中国。

    要想得天下,必须中国化。

    冯太后锐意革新,拓跋宏全盘汉化,原因即在于此。

    实际上,这也是必由之路。

    然而这就意味着数典忘祖伤筋动骨,也意味着改变鲜卑人的文化传统,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。因此统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北方还得再分裂一次,变成东魏和西魏。东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变一次,变成北齐和北周。

    北齐与东魏,北周与西魏,名为两朝,实为一体。因为掌握实权的,东魏和北齐都是高欢一族,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。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,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。汉化的鲜卑和鲜卑化的汉,最后谁能胜出?

    鲜卑化的汉人。

    但,不是高欢,而是杨坚。

    杨坚知道,黄河九曲十八弯,最终要流入大海。天下不定,根本问题在民族关系。高欢调和民族矛盾,结果被北周所灭;宇文泰要汉人鲜卑化,结果为隋所亡。只有做到了“汉胡互化,以汉为主”的隋,才最后成功。[25]

    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。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、羯、氐、羌和鲜卑各部,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。在下一阶段,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。

    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,至此功德圆满。

    鲜卑脱胎换骨,北魏凤凰涅槃,新诞生的隋帝国其实是拓跋魏的升级版。他们和唐帝国的创始人,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,身上有着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,也有着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。创造新历史,他们当仁不让。

    这可是南人无法匹敌的,何况他们自己还有问题。

    那么,南朝的问题又在哪里?

    沼泽地

    北方的问题在民族,南方的问题在阶级。

    阶级斗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。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一年多,就诛杀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羡之和傅亮(请参见本书第三章),便正是斗争的表现:怂恿刘义隆杀掉这两个人的都是名门望族,徐羡之和傅亮却是庶族寒门。

    这很不寻常。

    前面说过,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,宋武帝刘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。后者掌握朝政,前者则掌握军权和政区。此后,寒门掌机要,外藩托宗室,便成为南朝的基本国策。这固然因为宋、齐、梁、陈的开国之君都出身寒门庶族,也因为士族已经腐朽没落,不堪重任了。[26]

    那么,刘义隆为什么要杀徐羡之和傅亮?

    也许是因为恐惧。

    事实上,当徐羡之和傅亮迎奉刘义隆入京为帝时,义隆的许多部将都表示担忧和疑虑,只有出身名门的一些人力主成行。他们的说法是:徐羡之中才寒士,傅亮布衣诸生,这样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浪,何足为惧?[27]

    刘义隆却很清楚,事情没有那么简单,寒门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。作为顾命大臣,徐羡之和傅亮既然胆敢谋杀皇上和王爷,又岂能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图谋?这些靠着侥幸和投机进入上层的小人,根本就没有道德底线。因此刘义隆坐稳江山之后,那两个家伙便必须人头落地。

    南朝的阶级斗争,也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。

    血案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纠结,那就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两个阶级的权力和路线之争。这种斗争表现为皇族与士族、庶族的三角恋爱,也表现为他们的三国演义,因此波诡云谲,却又并无道理。因为按照商鞅变法和秦并天下的逻辑,帝国根本就不该有阶级。

    的确,作为地主阶级与领主阶级斗争的产物,帝国的意志原本是要消灭阶级的。在这种新的制度下,原来的封建贵族没有了。皇族以外的所有人无论贵贱贤愚,统统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,包括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。

    编户齐民,就是编入户籍,一律平等的意思。

    当然,是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。

    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。有此革命,天下才能真正归于一统。于是有刘邦的诛灭功臣,晁错的削藩之策,武帝的推恩之法(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七卷《秦并天下》、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)。究其所以,就是不允许在皇帝与平民之间,再有一个阶级或阶层。

    士族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。

    首先,他们有做官特权。其次,他们有免税特权。更严重的是,根据两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,他们合法地占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佃客。佃客则不自立户籍,也不负担国家课税,完全是豪门的依附人。[28]

    佃客之外还有部曲,也就是家丁和庄客。他们平时种田、战时打仗,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。从东汉末年起,部曲就作为亲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战,往往在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。而且由于历届政府对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,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们扩军备战的重要手段。[29]

    此外还有食客和门生。他们是出身卑微的士人,依靠攀龙附凤在豪门那里分一杯羹。由于士族垄断了仕途,这些人是有利可图的,比如主人做刺史,他们做县令。因此食客和门生虽然地位比幕僚低,情谊却更亲近。[30]

    佃客、部曲、食客、门生,就是依附人。

    世家大族与依附人之间,是君臣关系。就连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属,虽然不是依附人,也视长官为君,终身追随不离不弃,只知有家不知有国,跟春秋时期的家臣与大夫一样(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四卷《青春志》)。[31]

    也就是说,汉末魏晋俨然退回到秦汉以前,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,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,难怪日本学术界有“六朝贵族政治”一说。[32]

    实际上,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,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,派头却绝不亚于春秋的大夫。表现之一,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。士族如与寒门通婚,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;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,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,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。

    这实在是没有道理。

    无理是显然的。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,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,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,难道也要分高低?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不但士庶有如天壤,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。比如,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,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。

    于是,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。而且,正如北方之有五胡,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:世家大族、寒门庶族、编户齐民、依附人、奴隶。[33]

    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。

    怪异是肯定的。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,却变成两个阶级;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,却变成依附人;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,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。这样怪异的现象,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。

    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,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,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。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,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,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。长此以往,岂非国将不国?是如可忍,又有孰不可忍?

    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。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,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,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。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,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,甚至尊严和体面,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。

    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。

    实际上,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,是只共治不共存。在他们看来,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,因此,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,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。为此,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,也在所不惜。要知道,当时无论南北胡汉,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。既然如此,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?[34]

    这样的士族,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。

    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。篡晋的桓玄,建宋的刘裕,都主张动手术;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,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。事实上,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,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。

    然而,早在南朝之前,东晋就病入膏肓。因此,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,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,都不过回光返照,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。梁亡前,国土面积已经最小,社会风气已经最坏,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。侯景杀进来时,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,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,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。

    梁武帝也最可悲。他并非不努力,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: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,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,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,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。他就像陷入了沼泽,越是挣扎,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。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,而是整个时代、民族和社会的。

    那么,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?

    如果能,出路又在哪里?

    整合的力量

    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(529),拜占庭帝国颁布了《敕法汇集》。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(Justinian)下令编纂的,因此也叫《查士丁尼法典》。

    之后,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《法学汇编》、《法学总论》和《法令新编》。其中,《法学汇编》被称为“罗马法的圣殿”,《法令新编》则用希腊语写成。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《民法大全》,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。[35]

    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,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,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“最伟大的立法者”。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,比如索菲亚大教堂;也还有别的头衔,比如“大帝”的称号,但《民法大全》肯定最为不朽。[36]

    那么,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?

    跟刘裕等人一样,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。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,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。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(Theodora)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兽师的女儿,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,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。

    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,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。为此,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。没错,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,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。

    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。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,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,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。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暴动中,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: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,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。

    听完这话,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。

    平息暴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,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。公元533年,灭亡汪达尔王国;535年,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;536年,收复罗马城;554年,灭亡东哥特王国,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。至此,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。[37]

    当然,是东罗马帝国的。

    罗马梦实现了,查士丁尼如愿以偿。

    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。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,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:享年八十三岁,执政三十八年。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,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,也只是略为逊色。[38]

    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。查士丁尼有罗马梦,梁武帝有中华梦。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,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,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,查士丁尼信仰上帝。他的理想,是一个国家(罗马帝国),一部法典(民法大全),一个教会(基督教会)。

    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。

    当然,他们也都清楚,宗教不能代替一切(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,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)。因此,查士丁尼要以“主耶稣基督的名义”编纂法典,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。[39]

    没错,一个讲法治,一个讲礼治。

    礼治和法治,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,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。要说的是,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,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。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,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——北周武帝宇文邕(读如雍)。

    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。

    前面说过,在鼎立的陈、齐、周三国中,北周原本是最弱的,然而,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。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。毕竟,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,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。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,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。[40]

    当然,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,以及他奉行的仁义、孝悌、忠信、礼让、廉平、俭约等儒家伦理,也被全盘继承。换句话说,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,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。[41]

    他们实现的,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。

    那么,梁武帝为什么失败?周武帝为什么成功?

    抓住了根本,找对了路径。

    根本就是人心,人心需要凝聚。事实上,四百年的动荡既表现为国家分裂,也表现为人心涣散。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,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,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。要想平定天下,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。

    这需要力量,也需要旗帜。

    力量只能来自统治者,当时的民间没有这个能力。旗帜则不能是某种宗教,因为宗教并非中华传统。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梦,本土的道教无能为力,北魏太武帝已经证明;外来的佛教也无济于事,南朝梁武帝也已经证明。

    唯一可行的,是整合儒、释、道。

    梁武帝就是这样做的。只不过他的办法,是把孔子和老子说成佛陀的弟子,即“三教同源源于佛”。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,只不过他排定的座次,是儒学为先,道教为次,佛教最后,尽管他曾经一度以道教为最上。[42]

    可惜三家谁都不服,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则日益加深。更重要的是,富国强兵的需要逼得他“求兵于僧众之间,取地于塔庙之下”,再也不能温良恭俭让。[43]

    周武帝决心斩断争论。

    公元574年,也就是北周灭北齐的三年前,周武帝下诏同时禁止佛、道两教,不但烧毁经书偶像,还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还俗,是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。[44]

    手无寸铁的僧侣当然无法抗拒。据说,周武帝在被兼并的北齐宣布灭佛令时,大殿里聆听训示的五百僧侣全都低头垂泪,只有一位僧人抗声争辩:陛下仗着皇权破灭佛门,就不怕进阿鼻地狱吗?那地方可是不分贵贱的。

    周武帝却不为所动。他两眼直视那位僧人,毫不客气地回答:百姓若有人间之福,朕也不辞地狱之苦。[45]

    这实在很有气魄。

    毫无疑问,利用公权力来干涉宗教信仰,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,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。我们知道,北周政权的鲜卑色彩原本很浓,许多汉族将领甚至都被迫改用鲜卑姓氏。周武帝却把这件皇帝的新衣脱了下来。他原话是:朕非五胡,为什么要信佛?[46]

    这就对了。现在已经没有五胡,只有中华。后来的历史则证明,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,汉胡互化;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,并容佛道。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。

    周武帝远见卓识。

    其他人也没有错。实际上,太武帝之尊奉道教,梁武帝之皈依佛门,周武帝之推崇儒学,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。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,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,甚至反其道而行之。因此,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,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,便已是呼之欲出。

    我们知道,那将是伟大的世界性文明。

    本卷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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